《超低空飞行：同时代人的写作》是作家李洱的最新文学笔记，他透过一个个写作者（他者与自己），以批评者之姿态贴近、观察文学现场，以写作者之本能参与、表达文学现场。
“接近文学现场，就像超低空飞行。”李洱的这次超低空飞行，会带领读者看到文学现场怎样的样貌？
他们不能被轻易隔过
上观新闻：有人说：“文学驳杂，我们每一个普通读者都不可能以文学侦探的显微镜视角来阅读，所以，我们需要一些解构的文字来帮我们重建自己的理想化阅读。而读文学，不妨看看李洱的《超低空飞行：同时代人的写作》。”解构文字与重建阅读，是您出版此书目的之一吗？
李洱：这两年，因为调到北京大学工作的缘故，我写了一些关于文学创作、文学阅读的随笔，大多与当代写作状况有关。即便谈的是《红楼梦》，也是想从具有原典意义的《红楼梦》中导出一些跟当代写作相关的问题。
这些文字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。阅读学术论文我还有点兴趣，但写学术论文我确实没有兴趣。一篇上万字的学术论文中，比较关键的话，有点用处、有点意思的话，也就那么几句，直接说出来不就得了？所以，即便是学术期刊约稿，我也事先说明，抱歉啊，我就不按论文格式去写了。那你想怎么写？我就说，我更愿意不绕弯子，短兵相接，直接去写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念头，以及由此引发的另外的念头。一些内行的读者，包括编辑朋友，都鼓励我把这些文字整理出版，他们认为读者会感兴趣，于是就有了这本书。
上观新闻：书中的《作为一个读者纪念史铁生》一文有一句话很动人：“我想，虽然我并不认识史铁生先生，但是通过阅读他的文字，所有的读者在那一瞬间，仿佛都成了朋友。”
李洱：我与史铁生没有个人交往。曾有见面的机会，但我放弃了。与他共同参加的会议，我也没有上前打过招呼。真的不愿意打扰他。仅仅做他的一个读者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他去世的消息，我是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电梯里知道的，就如书中所写，我在电梯里接到了莫言的短信，就一句话：我们尊重的兄长史铁生于今日凌晨去世。莫言大概以为我与史铁生有私交。出了电梯，我把短信转给了《新京报》读书栏目的记者。
史铁生去世一周年的时候，他的朋友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组织了一个纪念活动。我的那篇文章就是在这个纪念活动上的发言，我试图把史铁生的成就放在文学谱系中去看，看看他到底为中国文学贡献了什么。
你一定要知道，很多人非常尊重史铁生，但很多人，包括他的一些作家朋友，当时对他在文学上的探索是不以为然的，至少是认识不够。我自己就听过他的同代作家朋友说过，唉，看了他的小说，都不敢见他，见了面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这很正常，因为史铁生的写作，我说的主要是他的长篇小说，与中国文学史上的所有长篇小说都不同，理解起来并不容易。当然，他生前获了很多奖。不过，如果你留意那些颁奖词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其实有些并没说到点子上。现在他的书卖得很好，当时他的读者却寥若晨星，读者不习惯嘛，难以接受嘛。直到现在，很多读者也只是把他的散文当作鸡汤文来阅读，而忽视了更为根本的意义，就是他如何在汉语文学史上，用自己的方式开创出精神叙事的模式。我在书里提到，文学史有时候需要奇迹，史铁生的写作就是一种奇迹，当然这奇迹是以他自己的不幸为代价的。我愿意以一个专业读者的身份，真实地说出我对他的理解。
上观新闻：您作为一个专业读者解读了史铁生，而书中那篇《我们与张洁无法道别》的文字中则时有记忆与温情闪烁。
李洱：我觉得张洁可能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。关于她，我只是记录了我与她有限交往中的一些感受，以及我对她作品的理解。这篇文章是张洁去世时编辑朋友的约稿。我先找出张洁的作品来看，断断续续看了四五天，然后用两天时间写完了这篇稿子。
我觉得写得够快了，但编辑朋友告诉我，你还是晚了，因为张洁去世的新闻热度已经过去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一时有些发愣。这么重要的一个作家，她在异国他乡的死，只是一个一闪而逝的新闻事件，只过一周就可以放到一边？不管怎么说，稿子就这样压在手里了。
上观新闻：此事颇像一则关于新闻与文学差异的寓言。
李洱：文学常常在新闻停止的地方开始。后来有个朋友来约稿，我说手头有一篇关于张洁的稿子，他说寄来吧。过了大半年，朋友又来约稿，我说那篇稿子还在你们那儿呢。原来，他们计划等到几篇关于张洁的文章后，用小辑的形式推出，却一直没有等来。
我的这些悼怀文章，包括书中关于林建法和程德培的文章，或是讲话记录，或是刊物约稿，都有即兴的性质，但感情是真的。“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空结雨中愁。”我愿意写下与他们交往的细节，那些忘年的交流也确实令人难以忘怀。他们都是有故事、有个性的人。他们用自己的故事和个性，有力地参与了文学史的建构。他们不是文化明星，不是大众情人，他们的事件不是新闻，但不能被轻易隔过。
向读者提供细节是必要的
上观新闻：如书名所言，《超低空飞行：同时代人的写作》是以同时代人为锚点，写了多位与您同代的作家，如莫言、格非、李敬泽、邱华栋等。
李洱：我与他们的交往可能更多一点，也更深入一些。
关于莫言的那篇文章，也是研讨会上的发言。我是把他放在新文学发展的谱系中去谈的，比如谈他对鲁迅开创的“看与被看”这个叙事模式的改变，而鲁迅开创的这个模式又是对《圣经》中耶稣之死的叙事模式的改造。改造或改变，都是作家在植根传统的情形下，对自己所置身其中的现实的回应。很多人在谈莫言与福克纳的关系、与马尔克斯的关系，这方面当然有文章可做。但我想通过对莫言小说的分析，来说明莫言与鲁迅所开创的文学传统有着更密切的关系。在我看来，福克纳或者马尔克斯对莫言而言，可能只是激活了他的语言感觉，他与新文学的关系其实更密切。这对眼下年轻人的写作或许会有些启示。
格非可以说是我最早的文学领路人。我庆幸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，并受过他的指点。对于文学，他从来都有着极为深刻纯粹的认识。我阅读他的作品，总有一种亲近感。
关于李敬泽，很多人都注意到他的领导身份、批评家身份，而我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个写作者。你可能注意到了，我多次提到话语实践这个词。我倾向于认为，他的文学活动也是他写作的一种形式，是一种话语实践。他读书甚多，有些书我都没见过。他推荐的一些书目，有的我读了，有的还没来得及读。
而邱华栋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文学发小，我几乎是他创作史的亲历者，所以谈他几乎就像谈自己。
这几个人，我在提到他们的时候，还是就着作品说话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活在世上也都有着不同的角色，作品的体裁、题材都有差异，关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，对一些事情的理解也不可能一样，但我们都热爱文学，可以在这个场域内以自己的心性交流，在我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上观新闻：有人说，此书是李洱以文学侦探的显微镜视角来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。那么，您如何捕捉那些隐藏在文字背后、他人难以察觉的幽微之处，进而解读出作品的内在特质？
李洱：我没有做文学侦探的意图。我只是对自己感兴趣的作家和作品发表了一点自己的看法，提供了一些细节，试图与读者一起进入真实的文学现场。
30年来，我与很多作家都有不同的交往，虽然我是一个更愿意远离文坛的人，也有意无意地这么做，但还是认识了很多人。因为我做过10年编辑，后来在现代文学馆也与不同年龄、不同层次、不同国家的作家打过交道，再后来到北京大学工作，根据课程安排也需要请作家来讲课，可以说与作家打交道就是我的工作。有机会了解不同作家的个性、生活习惯，有助于我了解他们与作品之间的关系。
我写下了与他们交往的一些细节，这些细节与他们的作品常常有着神秘的联系。我觉得，向读者提供这些细节是必要的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们的文学史、文学批评，通常不会关注这些细节。而在我的观念中，细节不仅要出现在叙事性作品中，也应该出现在学术性文章中。其实在尼采、本雅明、福柯的论著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生动的细节，它既展示出批评对象的个性，也呈现了作者的个性。细节不仅可以成为论据，而且细节的出现可以使文章与一个更广大的世界直接建立起联系。论文的写作过程类似于螺丝拧紧的过程，现在让我们把螺丝松开，留点缝隙，好让世界从那个缝隙侧身进来。我甚至认为，能否在学术性著作、批评性文章中使用细节，是一个人是否具有原创性的标志。事实上，在当代小说和批评性文章当中，细节已经上升到主题的范畴。读者阅读这样的文章，自然也会产生进入幽微之处的感觉。
上观新闻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读您的文学随笔感觉“信手拈来却直抵灵魂”，而读您的小说“可能需要做充分的准备”，这是否暗示着您写文学随笔像“即兴的智性游戏”，而小说创作则是“精密的知识工程”？
李洱：写小说，我确实准备得更充分一些，写作过程中，更是时时冒出新的想法、新的情节和细节，写完之后也会有很多改动。写这些随笔，我就有话直说了，不需要另做准备，一气呵成，是什么样就什么样，不再修改。
都是生命与文学的对话
上观新闻：作为一本文学笔记，《超低空飞行：同时代人的写作》其实是透过一个个写作者（他者与自己）来看文学现场的。所以，用您看重的“对话”一词来说的话，这本书其实是生命与文学的对话。
李洱：我确实倾向于把文学看作对话的艺术。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，是一种交流活动。小说写作或者小说批评，其实是用小说和批评的形式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多向、多维交流沟通的行为。读者对小说和批评文章的阅读，就是与作者的对话、与作品中人物的对话，同时读者也参与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。我们在读《阿Q正传》的时候，就是在与鲁迅对话、与阿Q对话，同时也参与阿Q与假洋鬼子、小尼姑的对话。我们在保持个人性的同时，又部分地让渡了个人性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作为读者，既是自己，也是鲁迅、阿Q、假洋鬼子和小尼姑。最终，这种繁复的对话关系落实到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上。只有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才能说，这部小说我读懂了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你当然可以认为，任何一部书的写作和阅读，都是生命与文学的对话，都是一种话语实践。
我们通常会说，文学是抒情的艺术。不过，我倾向于用“对话”来替代“抒情”。或许应该意识到，在我们的语境中，强调“对话”还具有特殊的意义。事实上，当我在谈论小说和批评的对话性的时候，我可能意在说明，小说和批评在中国有着比西方更为重要的存在理由。
上观新闻：如您所说，书中那些活跃在文学现场的人物大多也是您生活现场的友人。与他们或浓或淡地交往，给您的文学生涯带来了怎样的影响？
李洱：与他们的交往，增加了我对人的理解。卡佛说，他还没有见过一个没有才华的作家。卡佛这句话很有意思。开个玩笑，他好像在为自己辩解，因为很多人觉得卡佛本人就不算很有才华。我理解卡佛是想说，作家成就的大小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：才华、个性、与时代的关系、写作习惯，以及运气等。作家是带着自己的个性进入一个文学生态的，在那个文学生态系统中写作的人，也是在文学变革的沧海桑田中泅渡和行走的人。而能不被淘汰的人，都是有本事的人，都是有才华的人。
上观新闻：我看到您近年在北京大学主持小说家讲堂，请了很多著名作家来讲课。他们大都是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，也就是有本事、有才华的人，比如刘心武、王蒙等。
李洱：北大的小说家讲堂是一门正式课程，由曹文轩先生与我共同主持，这两年由我来上课。根据学科要求，要聘请课外的作家来授课。刘心武先生是上学期来讲的，王蒙先生是上上个学期来讲的。很多名家都来讲过，我很感谢他们能够接受邀请。
刘心武先生来的时候，一些研究他的人也来听课了。他们中有的人私下对我说，刘心武不以才华见长。是吗？听完再说吧。听完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感慨了，太牛了。不带一片纸，坐下就讲，内容之丰富，材料之准确，层次之清晰，感情之丰沛，见识之广深，表达能力之强，让他们吃了一惊。要知道，刘心武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。这个事实说明一个道理，每个人的文学观念可能有差异，但是观念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新旧的差异。新与旧的差异是相对的。你可以认为你是新的，但旧也有旧的道理，何况谁旧谁新，还说不定呢。说实话，单就绝对的才华而言，现在很多走红的青年作家，与刘心武先生根本没法比。王蒙先生更是牛人啊，九十多岁了，反应之敏捷，可以说秒杀众人。他们来北大讲课，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，令学生们大开眼界。
才华与成就的关系，很难说清楚。不仅文学如此，别的行当也是如此。一些作家，用惯常眼光来看，才华显得不那么耀眼，但成就却很大。比如路遥，他就像一头黄牛，写小说就像黄牛犁地，看上去很笨拙，但他的影响和成就大于绝大多数作家，至少现在还是如此。曾国藩，晚清第一政治家，也是文学家，当时及之后很多人认为他才华有限。他自己也说，吾生平短于才。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，说明他有一种更可贵的才华，那就是认识自我的才华。而认识自我，在我看来正是人生的主题，也是文学最重要的主题。
所以，AI是狼吗
上观新闻：“接近文学现场，就像超低空飞行。”您的这次超低空飞行希望带领读者看到文学现场怎样的样貌？
李洱：我只能说出我看到的文学现场，因为我的视野有限。这本书写到了作家、编辑家、批评家。其中有些人同时是作家、编辑家，比如程永新。有些人同时是作家、编辑家、批评家，比如李敬泽。同时是编辑家和批评家的人就更多了，因为我倾向于把编辑也看作一种批评活动。写到的人，应该说都具有某种路标的意味。当然，还有很多值得写的人物没有写到，因为这本书本来就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中，带有即兴的性质。我想读者如果有兴趣翻开这本书，可以看到我在尽量准确地描述我所看到的文学现场。读者或许会觉得书中写到的人物，其实与我们每个人一样，也有那么多不顺心、不甘心啊，但他们通过写作实现了自我，他们的写作促进了当前文学生态的形成，并会对未来产生影响。
上观新闻：您如何看待这个时代写作者所共同面对的挑战与机遇？面对当下大众文化的狂欢，文学创作是寂寞的坚守吗？
李洱：因为AI的出现，现在谈这个问题，跟一年前谈这个问题，感受已经不一样了。AI的高度发展，使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出现了根本性变化。从人类历史上看，最近的这场技术革命是不是人类最后一次技术革命——这句话，代表着我对它的复杂态度——现在还不知道。
仅就写作而言，我想，正如很多人说过的，高校的很多文学博士论文，AI都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，尤其是关于古典文学方面的论文，它更拥有优势。这么说吧，只要你把问题设置好，进行有效投喂，它就可以完成钱锺书《管锥编》式的著作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对文学、对文学功能的认识，可能就需要做出调整了。比如，文学的自省功能显得更突出了。即写作首先属于“三省吾身”的活动，首先是与自己对话，是自己对自己展开的话语实践。
上观新闻：AI来了，或许会如狂风扫过人类的文学现场，比如AI可以替代一些个人写作。
李洱：是的，AI会替代一部分写作。但真正有创造性的写作，AI永远不可能替代。我可能需要补充一点，有价值的AI写作，也需要向其投喂的人有真正的问题意识，问题本身必须是有价值的。AI要写出《管锥编》，投喂者可以没有钱锺书的那种记性，但必须有钱先生的那种问题意识。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，你要具有这种问题意识，就必须像钱先生那样博览群书，并且将各种知识内化为自己的问题。AI可以写出类似《管锥编》的著作，但永远无法真正完成一部《管锥编》。为什么？AI不可能有钱先生那种个人化的视野、个人化的问题意识，以及那种在中国语境中形成的极具个人化的叙事伦理。
所以，AI是狼吗？对很多人来说，它确实是狼。它来就来了，想吃谁就吃去吧，因为吃掉的本都是该吃的。开个玩笑，AI的出现，就像提前把文学史过滤了一遍。
上观新闻：那么，李洱的写作AI可以替代吗？
李洱：我可以表达一下自信吗？没有这种自信，那就趁早洗洗睡吧，别忙乎了。
我自信地认为，AI写不出《花腔》和《应物兄》。因为它根本无法处理如此复杂的人物关系、抒情态度、思考深度。它也没有这种语言。它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话语实践。
《超低空飞行：同时代人的写作》
李洱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原标题：《李洱的“超低空飞行”，会带领读者看到文学现场怎样的样貌》
栏目主编：王一 文字编辑：王一
来源：作者：解放日报 黄玮
